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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说，鲁迅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，“钱可以解决百分之九十的烦恼”。其实，这话并不是鲁迅说的。之所以把它安在鲁迅头上，可能是因为鲁迅比较耿直，惯于用犀利的匕首和投枪向虚伪宣战，公开别人“不敢说,不想说,不愿说,不能说”的秘密。

鲁迅的确说过有关钱对生活重要性的话。在演讲稿《娜拉走后怎样》中，他站在女性的角度谈道：“她还须更富有，提包里有准备，直白地说，就是要有钱……所以为娜拉计，钱，——高雅的说罢，就是经济，是最要紧的了。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，但能够为钱而卖掉。”

鲁迅从不避讳钱的问题。在他眼里，钱无“善”也无“恶”。为保住一月300大洋的薪水，他与教育总长章士钊打官司。他计较每一笔稿酬，精打细算到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。当老东家北新书局拖欠自己稿费，他选择用激烈的方式对簿公堂。大概这种激进维权方式触及了中国文化中“君子固穷”的大雅，他在同时代一众文人眼里落下了“爱钱”的名声。

陈腐的打躬作揖、虚伪的道貌岸然、花哨的无病呻吟，这些讨厌的面目在鲁迅身上全没有，他说钱说得理直气壮。对一谈钱就嗤之以鼻的假清高，他冷笑一声道：“钱这个字很难听，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……凡承认饭需钱买，而以说钱为卑鄙者，倘能按一按他的胃，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，再来听他发议论。”他直率而又真诚地和同事郑奠分享理财心得，“处在这样一个时代，人与人的相挤这么凶，每个月的收入应该储蓄一半，以备不虞”，“说什么都是假的，积蓄点钱要紧！”所以，他和许广平两口子，从来不事铺张，薪资到手后，除必要花销，总是留有积蓄。

鲁迅受过无钱之苦。他十多岁的时候，当官的祖父被关进监狱，父亲又患上重病。为拯救家庭，他几乎每天都要到当铺去，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拿去当掉换钱，受到当铺伙计居高临下的冷眼和讥讽。在《呐喊》自序中，他坦白自己当时是“在侮蔑里接了钱”，他为金钱发出的呼声，应该是与现实生活无数次抗争之后发出的呐喊。他观察过太多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普通人物的辛酸苦辣，能够理智和清醒地看待钱的价值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鲁迅看重的不是钱本身，而是金钱带来的尊严和安全感。

一身傲骨的鲁迅有志向和胸怀，始终把梦想置于钱的前方，所以会说出“梦是好的；否则，钱是要紧的”。他拿出浸透着自己墨迹的血汗钱慷慨资助落魄的文艺青年萧红、萧军，为社会累计捐款10000银元以上。他说过，“有铜臭味的人是真实的，而铜臭味太重的人是腐烂的”。真实的鲁迅在钱方面有做人的基准，这也是他的伟大之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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